数字智慧元宇宙 怎样的“数字智慧”更值得追求
走过2020年的互联网企业：是做些改变的时候了
2020年的互联网行业不乏热点事件。
第一、二个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全面暴发。当时，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反应非常迅速——
阿里支付宝团队只花了7天就开发了健康码项目，并快速推广到了全国。
腾讯会议进行了十几次大的更新，以支持远程会议的需求。
百度的AI多人体温快速检测，从研发到上线花了一周多的时间。
其他的互联网企业也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扩张了在线生鲜、在线医疗等与民生相关的业务，并且集中上线了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等业务，很好地解决了疫情下的民生问题。
互联网企业忽略了什么
互联网技术为什么能给社会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其实，抛开种种关于互联网的包装，互联网技术本身其实只有两个能力——网络倍增效应，即网络连接的节点越多，平台的价值就越大。这导致了互联网行业的“赢者通吃”定律。
信息叠加效应，即随着信息产品复制与传播的边际成本逐步递减，平台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信息叠加所带来的价值却越来越大。
以大众点评网为例。最初，它只是简单聚合了消费者对餐饮的一些点评。但随着它聚合起的信息越来越多，它对餐饮行业的理解就越来越透。慢慢地，它就成了餐饮行业的知识集成者。而一旦它成为所在行业的知识集成者，它对相关信息的处理能力、匹配能力、资源调配能力，就会比其他企业强。慢慢地，很多企业就会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代理人”。比如，餐馆会请大众点评网来做推广，甚至是设计更吸引受众的配菜和套餐。久而久之，大众点评网就从最初的网络信息聚合者，变成了价值链的重要整合者，并在重新整合价值的过程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正是网络倍增效应加上信息叠加效应，使一些互联网企业在产业里面建立起足够强的影响力；加上一些资本的加入之后，它们就可以更快速地跨界合作，拓展业务领域，深入渗透整个产业的方方面面。美团如此，今日头条、小红书如此，更不用说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的成长了。
而除此之外，互联网行业还可以通过高效的数字化能力，帮助原有的产业进行更有效的上下游协同和创新，盘活原有的传统产业，带动经济增长。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布瑞尔诺普森教授的研究，上述渗透过程所能产生的价值，是单独产业直接产生价值的10倍以上。
遗憾的是，互联网企业在孜孜不倦地利用技术提升传统产业效率时，却没有对社会的接受能力和配套能力做出有效的评估。现在，如果借助资本的力量，互联网企业也许只需要两到三个月，就可以实现突破甚至改变一个旧有的模式；但是，社会方方面面要发展出接受这一系列变化的能力，需要更长的时间。
互联网行业在2020年经历的跌宕起伏已然提醒我们：科技创新带来效率提升当然很好，但以人为本、让社会对新模式的接受能力和适应速度及时跟上，同样非常重要。
“不适应”中埋着解决问题的关键
社会怎样才算接受能力和适应速度跟上了科技创新的步伐？简单归纳，面对互联网强大的技术“进攻”，我们的社会已经表现出三个方面的“不适应”或“准备不足”。
第一个“不适应”表现在员工跟不上了，尤其是执行层面的员工。
去年9月，《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为何会引发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大家对文章提出的问题都有共鸣。
企业的算法里考虑了商家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投资人的利益和平台的利益，当然也考虑了员工的经济利益，但是，员工的幸福和安全基本上被忽略了。于是，员工就跟不上了。
互联网企业的效率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它的技术基础之上的，但是，效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员工的落实和执行。
互联网行业竞争压力确实非常大。很多时候，大家一路狂奔，也只能保证自己不落后。为了确保“不落后”，很多互联网企业都有一套独特的组织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想方设法提高员工的投入度、激励他们创新。问题是，适度的激励确实可以提高员工工作的投入度和创新度，但如果越过某个极限点，效果就会适得其反。
其实不仅是骑手，其他员工何尝不是困在系统里面。如果投资人和企业能够调低一点对互联网行业增长的期望值，稍微放松一点对员工的要求，让员工有一个可能不是最高效、却能够兼顾生活幸福的工作方式，是不是我们的员工就有可能跟上了呢？
第二个“不适应”表现在在位竞争对手跟不上了。
互联网的两大核心能力（网络倍增效应和信息叠加效应）在资本的加持下，使互联网企业成长和扩张的速度极快。这往往会导致一个结果：在位竞争对手来不及调整，不战而败，被迫退出市场。
前段时间，社区团购为什么引来群起而攻之？是因为这次互联网企业试图改变的对象不是银行、物流、汽车制造等多少还有点抗衡能力的“强者”，而是数以百万计根本没什么能力来抗衡的生鲜行业劳动岗位。相较于传统的小商贩模式，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互联网通过数据优势和网络资源调配能力，很快就可以带来生鲜供应链整体效率的提升，由此对老的模式产生较强的替代效应。但是，这一次的替代跟以往的替代不一样，它直接替代掉了一大批底层菜贩的工作，这就涉及最基本的民生和社会公平问题了。
从更长的时间轴来看，我们很清楚，技术带来的模式迭代不可避免。菜贩的售卖模式或许最终仍然会被更先进的模式替代，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让这个过程是温和而渐进的，是社会、政府、个人和负责任的大企业形成合力，给在位的竞争对手留出一定的响应和调整的时间。在任何时候，社会都不能随便地整体抛弃部分，单纯地去追求所谓的技术上的颠覆式创新。毕竟，生产力的发展要为人的生存服务。
第三个“不适应”是治理和监管没有跟上。
长期以来，我国对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总体保持着包容审慎的态度。一方面，这是出于对新业态的支持与鼓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治理和监管政策的影响力太大，操之过急地推出，也会影响企业有序的创新和竞争，甚至阻碍行业的发展。而且，我国在外卖、电商、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走在前列，也就意味着，风险监管和治理政策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但是，到了2020年，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体量大，市场支配地位强，已经对社会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监管治理体系到了不得不出台、完善的时候。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控制互联网企业权力、做到合法公平的同时，发挥互联网的优势且不打击创新，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也是所有立法者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科技要多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
新事物总是在创新和风险的博弈中发展、成长的。
工业革命时期，一些后发国家在向英国学习工业革命经验的过程中，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一些后发国家在农业革命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直接向英国学习工业革命经验、发展工业化，结果就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生产力严重不足，粮食短缺，引起了非常普遍的社会矛盾。
同理，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已经看到：科技可以为产业赋能；互联网行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未来，一定会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数字化的大势所趋；但与此同时，技术效率的提升应该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接受能力，一味地去追求科技的效率。
数字时代，互联网企业除了追求效率至上，还要形成自己的“数字智慧”。科技除了帮助人类上天入地，还要多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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