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客农业元宇宙 搞农业还有前途吗？
今年，许多地方政府面临一个压力——退林还耕。为此，西部某省会还从100公里长的环城生态公园体系中，拿出10万亩土地复垦为耕地。
有市民算了笔账：建公园花了341亿，10万亩水稻一年能赚7700万，要442.8年才能收回公园成本，一度引发争议。
这个现象的确广泛存在。年初在老家（南方中部某省），我就看到村旁一片森林被夷平，几台挖掘机正费力地挖着树根：说是要改成耕地，必须把树根挖出来。
20年前，这里本就是一片良田，当时响应国家环保政策，被拿来“退耕还林”，后租给几位村民种经济林。好不容易长成一片森林，为何又大费周章地“退林还耕”回去？
问下来，原来是村里被派了指标，需新增几十亩耕地。这块地20年租约到期，正好拿来完成指标。
只是多年过去，这块地原本的灌溉渠早已废弃，由于没有水源，复垦为耕地完全不现实。村里只好撒了些种子，先过了卫星遥感这一关再说。
有些地方抓得严，就把压力压给乡、村干部。种地本就不赚钱，加上复垦地一般不宜耕种，农民不愿意，乡村干部只好请农民吃饭、送礼。
或者动用财政补贴，用更多优惠政策流转给大户。这是政治任务，如果还是没人种，一些乡村干部就只好自己下地，被逼成种粮大户。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家日益强调粮食安全、端牢饭碗、耕地红线，并在粮食种植上投入了大量财政。这有助于夯实农业基础，但客观上也加重了中国农业成为高度依赖补贴的“被动产业”。
以我老家为例。2022年，我国稻谷最低收购价为每斤1.24～1.31元（各地略有不同），常年稳定，但种子、化肥、农药、机械、人工等要素价格越来越高。
据抽样调查，本地每亩双季稻纯收入约470元，单季稻约750元。因此村民们无需动员，都倾向将耕地集中流转给种植户承包。对种植户来说，由于人工和管理成本居高不下，更倾向于种单季稻——一般是再生稻，第一季收割完不用管，秋季可再收两三百斤。
国家权威部门指导，小农家庭作业种植面积为1公顷（约15亩），家庭农场为10公顷（150亩）。算下来，150亩的种植户，收入为112500元，但至少需夫妻二人耕种，即每人56250元，合月收入4687.5元，相当于进城打工。
收入低，风吹日晒，劳心劳力，农业自然成为财政补贴型产业。算上自身人工，种植堪为保本，补贴就成为主要利润：本地政策，种植50亩以上，每亩补贴100-150元，按最高150元算，150亩合22500元。只是，近两年许多地方财政困难，补贴并不好拿，大户们的积极性迅速下降，所以地租一路从以往的500元左右下降到350元。
这个状况，在东北平原粮食主产区略有不同。东北大米价格更高，近两年，玉米、大豆等作物随国际粮价波动提价，种植户积极性同步大为提升。同时，地方又鼓励合作社种植，与种植大户相竞争，就将地租推升到1600元/亩，约合笔者南方老家的4.5倍。东北的其他成本也更高，比如用工，普通用工150-180元/天，农忙季一些带点技术的工种，比如卷秧盘、补苗等更高达四五百元。
好处在于东北更适合机械化作业、大规模生产，补贴虽然更低一点，乘以规模效应，同样非常重要。
站在国家层面，三农工作，农业为首，毕竟吃饱饭才是大国之基，因此制定三农政策也以农业为核心。“补贴+政治任务”，一层一层压下来，刨除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上国营农场，对许多地方政府和种植户来说，农业多成了被动选项。
再宏大的国家使命，都要落到具体的种植者、基层管理者。对他们，尤其是中小种植户来说，除了被政策和政府推着走，始终还面临着一个灵魂拷问：种地，到底有没有前途？
02
农业现代化简史
“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八九十年代，这几乎是中小学生倒背如流的一句话。
为了完成这个使命，国家历来重视农业现代化。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我们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改革开放前，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思路是用集体生产取代小农作业。这条路径，虽损伤了农民积极性，但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机械化等角度，对农业初步现代化作用巨大。
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为了生存，在破旧茅草屋内签下契约，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开启，也标志着农业思路的转变。此后四十年，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大致走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80年代，由集体回到小农，包产到户，农民生产积极性迅速提升，粮食连年丰收，一举完成养活十几亿人口的壮举。
这个阶段，以一产为核心，搞“在地生产”。国家依然限制农民进城，农民进行在地生产；乡镇企业风靡全国，兼具集体和市场优势，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风生水起；农民不离土不离乡，半农半工，纯收入增长速度曾连续五年超过城市居民，乡村相对繁荣。
综合来看，中国80年代发展的焦点在农村、乡镇，农村放宽搞活，城市工商业则在反复的争论、探索中萌芽、成长。8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明确将重心转向城市及国有企业，并退出乡村治理和服务，乡村开始衰落。
第二个阶段，9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城市工商业、房地产、互联网相继爆发，城市大繁荣，乡村大衰退。
这个阶段，以二产为核心，农民“离地生产”。农民大量外出打工，乡村空心化；近城或工业化发达地区的耕地被城市工业、房地产大量占据，远离城市的乡村则大量土地抛荒；国家倡导小农退出、土地集中流转，走规模化农业，北方平原地区大力推进机械化，南方水稻产区推行园田化，农业规模化作业初步实现；此外，2004年，国家放开粮食流通，与农业相关的农副食品工业也迅速发展。
“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带动农业”，总体还是一个美好愿望。随着分税制、土地财政、房地产发展、地方政府公司化等现象愈演愈烈，城乡差距、矛盾愈演愈烈，群体事件频出，基层治理压力加大。
农业技术越来越先进，但难以抵消生产关系的破坏。2004年起，国家相继启动农业补贴、取消农业税，到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始纠偏“重城轻乡”的路径。
第三阶段，2010年代。制造业产能逐渐饱和、过剩，对农业人口的吸纳力逐渐于2018年达到峰值。第三产业、城乡融合日益成为社会发展共识。
农业同步进入三产化探索阶段。2010年左右，一批设计师、艺术家、媒体人开始反思城市进入乡村，带动了中国民宿业的起步。政府层面，以浙江为代表，从“两山理论”的指引，到万村景区化、百县千碗、区域公共品牌塑造等政府行为，文旅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切入口。
文旅、民宿，也就成为阶段发展主旋律。此外，房地产主导的田园综合体、养老地产、旅游公寓、特色小镇，社会资本推动的亲子研学、自然教育、现代农庄，互联网带动的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都成为农业三产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有效促进了农民返乡和城市流动，带动了乡村建设。
2017年，随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提出，我国的乡村建设事业有了综合引领。但客观来说，地方文旅投入大、收效低，房地产主导的乡村建设也说不上成功，亲子教育、农村电商等，也只是农业现代化的补充。包括民宿，也被证明不是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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